于北平一间向阳的书斋内,指尖拂过一张泛黄的民国旧历,纸页边缘已然酥脆、目光停留在“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这一栏、公历的1943年,一个在史书上被浓墨重彩标注的年份、我试图从这干枯的墨迹中,寻觅一个所谓的“吉日”。
何为吉日?在那个年代,对于寻常百姓而言,吉日是婚丧嫁娶、开市立券、动土搬迁的凭依、它藏在《通书》的字里行间,是人们在动荡岁月中,试图抓住的一丝确定性,一份来自古老智慧的慰藉、可1943年的七月,放眼全球,何处是吉土?何日是吉辰?
万里之外的东欧平原,库尔斯克的钢铁洪流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坦克会战、德意志的虎豹与苏维埃的T-34,在焦土之上相互冲撞、撕咬,每一寸土地的易手都意味着成百上千年轻生命的消逝、黑土地被鲜血浸透,天空被硝烟染成铅灰色、那里的七月,没有吉日,只有无尽的绞杀。
地中海的波涛也不平静、盟军的舰船集结,发起了代号“哈士奇”的西西里岛登陆战、巴顿与蒙哥马利的部队在滩头浴血,宣告着反攻欧洲大陆的序幕正式拉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摇摇欲坠,帝国的崩塌已近在眼前、对于被压迫的意大利人民,或许每一天都孕育着解放的希望,但对于身处战火的士兵与平民,枪炮声下的每一秒都与“吉”字相去甚远。
视线收回我们自己的土地、此时的中国,已在苦难的战火中煎熬了整整六年、陪都重庆,正忍受着日军无休止的疲劳轰炸、山城的夏日酷暑难当,七月的湿热空气里,除了蝉鸣,还混杂着刺耳的防空警报和炸弹落地的闷响、人们在防空洞里躲避,在瓦砾中求生、一个家庭的“吉日”,或许仅仅是当晚清点人数时,发现家人都还安好。

而在我此刻身处的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城,正处于日伪的铁蹄之下、表面上,这里没有重庆那般惨烈的轰炸,维持着一种畸形的“和平”、胡同里的生活仿佛依旧,晨起有鸽哨,午后有叫卖,傍晚有炊烟、城墙内外,是无形的肃杀、日本宪兵的皮靴声可以随时踏碎任何一个四合院的宁静,物资被严格管制,米粮配给日益紧张,人们的脸上写满了隐忍和麻木。
在这样的北平,一个家庭若要挑选七月的某一天作为“吉日”来办一场婚事,那将是怎样一番情景?新人或许没有华丽的礼服,婚宴不过是几样勉强凑齐的菜肴、喜庆的红色,在这座被阴云笼罩的城市里,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勇敢、鞭炮声是不敢放得太响的,生怕惊扰了街角的巡逻队、亲友们的祝福声,也会压低了嗓门,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这样的“吉日”,与其说是对良辰美景的期盼,不如说是一种对生活最顽强的宣告:即便身处黑暗,我们依然要嫁娶、要繁衍、要活下去、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抵抗。
七月的某一个晴天,也许太阳依旧毒辣,炙烤着故宫的琉璃瓦和胡同的青砖地、一个孩子可能在那天降生,他的第一声啼哭,盖过了远方的炮火,为愁苦的家庭带来了一线生机、这便是吉日、一个久无音信的亲人,从前线寄来一封报平安的家书,辗转数月,终于送达、拆开信封的那一刻,便是吉日、一个学者在昏暗的油灯下,终于完成了一部关于民族精神的著作,为后世留下了思想的火种、笔落的瞬间,便是吉日。
1943年7月的“吉日”,早已脱离了黄历上“宜嫁娶”“宜动土”的传统定义、它不再关乎星宿的排列,而关乎人的存续与尊严、在那个宏大叙事碾压个人命运的时代,任何一个微小的、属于普通人的幸福瞬间,任何一次对绝望的抗拒,都足以构成一个熠熠生辉的吉日、它证明了,在最深重的苦难中,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对未来的向往,如同这七月的夏草,野火烧不尽,风雨摧不折。
如今,我于2026年的北京,窗外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一天去庆祝、去开始、黄历上的“吉日”更多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和心理慰藉、当我触摸着这张来自八十三年前的旧纸,那段沉重的历史便扑面而来、1943年7月的每一个寻常日子,都因其背后承载的坚韧与希望,而变得不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