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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择吉日1912年 25年订婚吉日都有哪几天
一九一二年，岁在壬子、此年非同寻常，龙旗坠地，五色旗升，数千年帝制终结，共和肇始、于这天地玄黄、激荡变革之岁，寻常百姓家若有儿女缔结秦晋之好，其订婚择吉日之事，便揉杂了千年的传统与新时代的迷惘，别有一番况味。
论及订婚择吉，其根源在于“天人感应”之思、古人深信，人之婚配，上应天时，下合地理，方能琴瑟和鸣，家道兴旺、故而，择一良辰吉日，便是为这段姻缘寻一个稳固的基石、在民国初肇的1912年，尽管“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声已起，然深入骨髓的传统婚俗，尤其是在广袤乡野与旧式家庭之中，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圭臬。
订婚择吉的核心，在于男女双方的“八字”、所谓八字，即生辰之“年、月、日、时”四柱，每柱以天干地支纪，共八个字、合婚之始，乃是“问名”一礼、男方请媒人携礼至女方家，恳请女方之生辰八字、女方家长将女儿的八字写于红纸之上，称为“庚帖”，交予媒人带回。
男方得女方庚帖后，并非草草了事，而是郑重其事地将其供于祖先牌位前，静置三日、这三日之内，若家中平安无事，鸡犬不惊，器物无损，便视为祖先认可的吉兆、随后，便要将男女双方的八字，请专业的择日先生或命理师进行“合算”。
合算八字，过程颇为繁复、先生需详察双方八字的阴阳五行是否调和、有无冲克、譬如，一方五行属火，另一方若属水，便有水火不容之嫌；若一方属金，一方属木，则有金克木之忧、此为五行生克之理、更深一层，要看地支有无“刑、冲、克、害”、若男方属马（午），女方属鼠（子），则为“子午相冲”，在婚配中被视为大忌，主夫妻不睦，难以白头、择日先生会依据《通书》（即民间流传的黄历），细细推敲，趋吉避凶。
八字若相合，便进入“纳吉”环节，也就是正式的订婚、而订婚仪式的日期，更是择吉的重中之重、这日子的选定，须遵循诸多规矩。
其一，须为真正的“黄道吉日”、《通书》中将每日附会上神煞，分黄道、黑道、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此六神值日之时，便是黄道吉日，诸事皆宜、而白虎、天牢、玄武、勾陈等值日，则为黑道凶日，断不可用。
其二，日子不能与男女双方及其父母的生肖相冲、例如，择定的日子是“午日”，那么家中凡有属鼠（子）之人，皆为“犯冲”，此日便不可用、此举是为了确保仪式当天，家中主要成员皆能安康顺遂，不为凶煞所扰。
其三，避开传统的凶恶月份与日子、民间有“四绝”、“四离”之说，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被认为是四季转换、气息不稳之时，不宜嫁娶、农历的三月、七月、九月，因与清明、盂兰盆、重阳等祭祀活动相关，阴气较重，亦多被视为“鬼月”，嫁娶之事能避则避。
在1912年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年份，择吉之事亦出现了微妙变化、在上海、广州等开埠较早的城市，西学东渐，一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男女，开始对繁琐的八字合婚、黄道吉日嗤之以鼻，视其为“封建迷信”、他们或崇尚自由恋爱，登报订婚，或选择在西历的星期日举办仪式，以示与旧传统的决裂、这种新风尚，在当时犹如投石入水，虽激起涟漪，却远未能撼动整个社会的深厚根基。
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共和的建立并未能瞬间改变他们的生活与信仰、皇帝没了，但祖宗还在，天地神明还在、为儿女的终身幸福计，老一辈人只会更加谨小慎微地遵循古法、他们或许会剪掉辫子，穿上新式服装，但内心深处对吉凶祸福的敬畏，对传统仪轨的依赖，分毫未减。
可以想见，在1912年的某个江南小镇，一位父亲手捧着两张红色的庚帖，在灯下与择日先生反复推敲、窗外，或许传来学堂里孩童朗读“天赋人权”的新课文，而窗内，先生口中念诵的却是“天德合、月德合、岁德合”的古老咒语、这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一面是共和的新曦，一面是传统的余晖、订婚择吉，这件看似微小的家事，恰恰映照出大时代转折之际，人们在坚守与变革之间的徘徊、审慎与期盼、最终选定的那个日子，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日期，它承载着一个家庭对神明祖先的敬意，对未来生活的祈愿，以及在动荡岁月里，对安稳与确幸的执着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