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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谷1872年7月12日生于石屏，21岁到昆明应试，22岁应科试，23岁应优贡试，又应乡试，因常列榜首，被学友尊为“课（考试）王”。26岁赴京应试不第，发愤归，有“丈夫不作禁囚泣”句，自此后“住院潜修达五年”，后自道“平生得力于此”。31岁再次应试，榜发，取在二甲第六十二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不久清廷开“经济（经世济民）特科”，袁嘉谷由尚书魏光焘保荐应试。时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平日思考的结论，铺陈为文，写了一篇《<周礼>农商政各有专官论》，全文5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是一手王欧合流的好字，深得考官赏识。榜发下来，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俗谓中了状元，这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的事。
在云南，袁嘉谷便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状元了，消息传来，四方轰动，在昆明建了一座“聚奎楼”、由总督魏午庄手书“大魁天下”一匾高悬楼上，老百姓则只叫它“状元楼”。袁嘉谷回云南登状元楼时，值电影兴起，还拍了一个纪录片为存念。
袁嘉谷史状元之后，先任京官，入翰林院任编修、协修等 。
袁嘉谷是中了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还是当时由袁嘉谷新订的呢。
辛亥革命成功，清廷灭亡，不少自视为清朝遗老的人自尽以效忠，而身为清廷大员的云南状元袁嘉谷却顺应潮流，不行愚忠之举，有人曾诘难他：“张公（袁的岳父张竹轩以自尽效忠清廷）以广文小官而殉清，公身为显宦大员，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岂不自污？”
袁嘉谷回答说：“人各行其心之所安”。此后，袁嘉谷自甘寂寞，隐居乡里，埋头著述。
1917年，他居家卖字自给。袁嘉谷的字，自创一体，世称“袁家书”。袁中状元后，书名倍增，求书者远至北京、浙江、日本。袁虽名为“卖字”，但为人豁达，只要有人来索，无论长幼贵贱，均认真挥毫，以礼相赠。
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1921年，袁嘉谷任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晚年，他结庐翠湖，自辟一园，名“树园”，堆土为山，名“金钟山”，盖一小亭，名“课经亭”，又种些花草菜蔬以赏心悦目。并以“园愈狭，心愈惬；园愈隘，身愈泰”自慰自勉。他用晚年光阴，搜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献。当时大滇池南岸的昆阳月山，发现了一块《马哈只碑》，经他鉴定是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明史》记载郑和是云南人，但不知道生在云南何地，经他此番考证，作了碑跋并倡议地方政府建亭保护，世人才知道郑和的故乡，知道云南产生过这样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_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袁嘉谷本属重金聘请对象，但他得知大学经费颇紧，坚辞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
袁嘉谷博学，且平易近人，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每周讲两节国文课，教室设在至公堂，每节课总是座无虚席，除本校学生和一些教师外，还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袁嘉谷的爱国是有名的。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法帝国主义忽然占领团圆通山，引起群众的义愤。袁嘉谷有《圆通山观赵文敏书法华经残本》诗句云：“金书残经岂足惜，山寺且阻游人登。似歌似哭山头鸟，欲明欲灭佛前灯”。此时，云南筹修滇川铁路他急函川督，不主张用外国工程师，建议请詹天佑工程师来滇行事。
袁嘉谷在学部任职时，当时翻译和文书都是日本人。他们说翻译印刷日文教科书妨碍了他们的版权，因而提出异议。袁当场驳斥道：“中华文献在你国传诵千余年，从未听说华人向你们索取版权，你们区区教科书岂能与我国典籍可比？”日本人当即被驳得无言可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随即召集子女，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从封建王朝的状元，做到现代高校的教授，古今唯一人，天下亦唯一人，这便是袁喜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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