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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锷
艾思奇
袁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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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1910-1966)
 
 
     艾思奇,云南腾冲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名李生萱, 后因仰慕马克思与伊里奇(列宁),改名艾思奇。一九二八年留学日本,攻读自然科学并自修哲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归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加入“社会科学家联盟”,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在“抗大”讲授哲学并主编《解放日报》。 解放后在中央党校任教,逝世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作有《大众哲学》、 《哲学与生活》,并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艾思奇杂文创作不多,但感情强烈,气势恢宏,自成一家。

    从上海到延安,艾思奇走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使他和一位伟人站在了一起;毛泽东说:艾思奇是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艾思奇亲自写了“实事求是”4个字的条幅,挂在房中,奉为自己的座右铭,以鞭策自己的言行   

    艾思奇刚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写信给艾思奇:
  “你的《哲学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原来,1937年9月,毛泽东就已从真阅读了艾思奇的另一本哲学著作《哲学生活》,并对该书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其中还对差异和矛盾的问题提出了商榷。
  1938年1月12日夜,毛泽东又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                              1月12日夜
  信的手稿和毛泽东的摘录,艾思奇直至去世,也未将其公诸于世。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曾经想拿去让康生和陈伯达题字写跋,被艾思奇严辞拒绝。艾思奇十分珍视这份手稿,一再嘱咐夫人慎重保管,王丹一女士不辱重托,中间虽经10年浩劫,手稿依然完好,不能不说是哲学界的一件幸事。

    艾思奇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发展毛泽东思想,只是殚精竭虑于忠实的宣传工作。这是艾思奇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悲哀,却也从反面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巨大感召力。
  很多了解艾思奇的人,也为他惋惜,认为像他这样少年有成、才华横溢的哲学家,本应在哲学的专门研究上有更高的建树,但他却把更多的时同与精力耗费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与普及工作上,实在是太遗憾了。况且艾思奇也曾表示过:就他个人的兴趣来说,仍是尽量偷空做些专门的研究。已经列上日程的撰写《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其它一些著作的计划,也因时间及精力的原因而取消了。
  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不无道理,但在那个人人争作“螺丝钉”的年代,个人价值的实现似乎还是一个奢侈的话题。我们无法抽象地比较哪一种选择更合理,或者说更了价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艾思奇的选择是以一定程度的个人牺牲为代价的。

 

艾思奇—— 人民哲学家
 
 

    一九三五年,《大众哲学》的出版使艾思奇家喻户晓。《大众哲学》,顾名思义,就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使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被千万普通民众所接受。它在新中国成立前曾遭到一些文人的攻击和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它是人们喜爱的一本书,自出版始共印行三十二版。
     四十年代去过延安的人都会描述“在延安,毛泽东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在黑暗的旧中国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追求真理的道路。
    艾思奇(一九一○至一九六六),中国现代蒙古族哲学家,一九二四年只身赴香港寻找政治流亡中的父亲。这一时期,受父亲影响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一九二七年春,赴日留学,开始接触各种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回国后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在《新中华》杂志发表《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一文,首次用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阐述了人生观。一九三七年四月,艾思奇写的《哲学与生活》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一九四○年二月,担任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主编,毛泽东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首先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人民日报》 (2000年06月15日第十二版)

 

 
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于光远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它问世后的六十五年的今天重印出书了(中国社会出版社二零零零年十月版),我认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这是一本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秀著作,只薄薄的一本,但是它在历史上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几年前,有一位老同志对我说,他接受革命 思想、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就是从读了《大众哲学》以后开始的。我想不少老同志都会这么说。因为这本书就是写给当时仅仅在政治上倾向革命、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接触过的年轻人看的。它用生动的笔调,浅显的例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一个基本的命题作了解释。它没有用艰深的语言,把读者吓跑,而是使他们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是大众学得懂的、 在思想上能给自己许多启发的。

    我认为今天重印艾思奇这本书的意义之一便是告诉大家:像这样的通俗著作决不应轻视漠视。

    大约十年前,我写了一篇题为《通俗》的“超短文”,收在拙作《碎思录》 中,只七十七个字:“通俗者,沟通世俗世界,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沟通群众之谓也。离开群众将一事无成。与群众沟通,要写群众能够看得懂的文章,讲群众能够听得懂的道理。对这一点我倒是一直看重的。”正如列宁所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第四六七页),中国的《淮南子·诠言训》中“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在那篇短文中代借古人之口,加强了自己的论点。

    《大众哲学》开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风气之先。《大众哲学》成书之前,在刊物上以《哲学讲话》为题连载。在《大众哲学》取得很大成功之后,就有各色各种的“讲话”出版。我也曾“东施效颦”,建国后与胡绳、王惠德合作在《学习》杂志上连载《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这本书中我们没有包括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了。

    通俗读物不限于写科学普及著作,通俗文学作品也属于这个范围之内。《 大众哲学》是科学普及性质的通俗读物。很多人谈科普读物,就以为它是普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书籍,这当然是不准确的看法。科普读物还应该包括普及哲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读物。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十分重要。不普及真的自然科学知识,伪科学就会畅行无阻地传播、毒害人们的身心。 普及自然技术知识,也很重要。要实现现代化,群众缺乏现代技术知识这怎么行?同时我们要看到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包括我说的“社会技术” 的知识,也有迫切的需要。尤其是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多年来被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搞坏了,社会上很多人对它十分冷淡。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可以使大家发生兴趣的, 问题是一方面我们不要再把它当作套话来讲,同时迫切需要有写得很好、 宣传得很好的科普著作,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好感。我想利用重印《 大众哲学》的机会,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读物受到高度重视和畅销呼吁。

    今年三月,是艾思奇诞生九十年的日子。在这个时候重印《大众哲学》是 对他诞生九十年的最好纪念。一九九五年我写过一篇《忆艾思奇》的文章, 其中写了“闻名”、“见面”、“相识”、“同事”、“朋友”、“不平” 这么几节。最近我专门查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到延安后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材料,觉得可以对他那两年的事迹作一些补充,也作为对他诞生九十年的一种纪念。

     由于艾思奇成名时很年轻,在《大众哲学》风靡全国时,他才二十五六岁。 其实他只比我长五岁,可是由于他的成就,由于他老成持重的外貌使我一 直过高地估计他的年龄。他又不幸英年早逝,去世时他才五十六岁。

    《大众哲学》是他的成名之作。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他又写了一本《生活 和哲学》。这是一本以答读者的形式写的书,在一九三七年四月由上海读 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但是到它开始发行时,“抗战”爆发了。广大知识青 年投身到抗战的实践中去,反而没有时间读书了,加上北平、上海相继沦 陷,这本书的影响就无法与《大众哲学》相比。

    也就在这时候,党中央非常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思想建设,要求原先在上海工作的我们党的文化思想上有成就的骨干到延安工作。艾思奇等十几个人就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达延安。从这时候艾思奇开始了一生中另一个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艾思奇的经历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还是在哲学工作方面。毛泽东是很重视《大众哲学》的。艾思奇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那本《生活与哲学》也受到毛泽东的特别重视。毛泽东亲自对这本书作了长篇摘录,而且写了这样一封信给艾思奇

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 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信未没有写时间,但可以肯定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月或十二月,在这之后不久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又写了这样的信给艾思奇:

    思奇同志: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夜

    写这封信前,毛泽东与艾思奇都有些什么交谈,我没有看到什么材料。但著作的事,而这正是毛泽东当时很想做的事情。在此信发出的四个月后毛泽东就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篇文章。尤其是《论持久战》,这是篇力作,它在分析中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性中, 是很有兴趣的。

     还有一个方面是艾思奇到延安后在文化领域中的工作。

     我手边正好有一九三七年九月起到一九三八年底的延安《新中华报》,其中有不少有关艾思奇的报道。

(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还在艾思奇等到达延安之前,该报有一条消息 说艾思奇、周扬、李初黎等五人已离沪北来陕公担任教授,同时报道已聘 定吴亮平、李富春等八教授和约定毛泽东、洛甫常到陕公讲话。

……

(八)一九三八年“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在艾思奇同志主持下宣告成 立。

……

材料难得,我就作了这样一个索引,供研究艾思奇的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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